其实，这个问题已经缠绕在校长心里很久了，而且他也问过了不少幕僚和军中的有识之士。
按道理，作为一国首脑，这个问题他只会问那些比较亲近的幕僚和资深的军事专家，而不是如周文这种资历尚浅的年轻军官。
但经过周文刚才很有见地的分析，此时的他再也不会小看眼前这个年轻人了，而是将他当做了一个具有一定战略眼光，能够给自己提出很有建设性意见的专家级人物。
而且，之前他虽然也得到了很多军事专家和专业人士的肯定答复，但是，都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分析依据。
对此，他也想听听周文的意见。
对这个问题，有着两世记忆的周文早有腹稿。
而且也正好是他想找机会向校长陈述的一个理论。
这个理论，当然，也只能是——持久战。
要知道，中国民国历史上，有不少有识之士都提出过和意识到，与日本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，也就是持久战的慨念。
但是，对于持久战的具体实施和战略方略，却是没有一个系统的阐述，或者说是一个清晰的思路。
直到四年之后，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，民国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先生，于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著集《国防论》中阐述的对日战略，开始系统描述持久抗战的方略。
归纳起来有三：
中，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——“胜也罢，败也罢，就是不同它讲和！”
百里先生已经预见到，中日战争必然是残酷而持久的，而中国由于与日本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，战争初始也必然会节节败退，会付出惨重的代价，会丢失大量的国土。
但是，我们就是不跟你讲和，就是不跟你谈判，就是要拖死你。
而校长和民国政-府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，虽然也有过彷徨，有过动摇，但一直遵循百里先生的战略方略，将日本拖进中国战场的泥潭不能自拔。逼得它最后只能转向东南亚跟英美开战，最终导致失败。
但是，在《国防论》中，百里先生只是讲到持久战的方略，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依据。
只有到了抗战爆发一年之后，共和国的缔造者，那位伟人老人家，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条件基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