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骐，明朝宦官，时任交趾监军，出身不详，他的来历或许跟郑和类似。马骐在永乐哪一年、以何种身份、带何种任务前去交址，似乎也没有具体的记载。“盖明世宦官出使、专征、监军、分镇、刺臣民隐事诸大权，皆自永乐间始”，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八年派遣一名叫马靖的宦官“往甘肃巡视”，并授权马靖如果认为镇守当地的西宁侯宋琥“处事有未到处”，就可以与之商议，直到妥当为止。明成祖派马骐前往交址，估计也与派遣马靖的性质类似，负有替皇帝巡视乃至监视地方的任务。那么，马骐在交址搞了哪些事，导致交址局面大坏呢？ 张辅是平定交址的元勋，他不仅灭亡了胡氏“大虞国”，还削平了陈頠、陈季扩等一度声势浩大的安南陈朝遗族，把他们押送到南京问斩，使交址得以稳定下来，史称“交人所畏惟辅”，决非虚词。明成祖突然下令召还张辅，越南史书《大越史记全书》记载，“明内官马骐奏总兵张辅在交趾选取土人壮勇者为围子手，明帝疑之，召辅还”，可知张辅的召还与马骐的小报告有关，此后张辅再未回到交址，后人评论曰：“权交事之始终，盖惜张辅之不得为滇南之沐氏也。”即使张辅不能像云南沐氏那样世守，如能多镇守几年，想必交址局势也不至糜烂。 交址布政使黄福，是一个公认的善抚之官，亦深得交址民心，交址民军领袖黎利也对他十分敬重，曾谓：“中国遣官吏治交址，使人人如黄尚书，我岂得反哉！”而马骐则贪得无厌，极尽虐民之能事，所以他和黄福不能不产生矛盾。黄福对他“数裁抑之”，而他则向明成祖参了黄福一本，诬称黄福“有异志”，成祖并未听从，说这是“小人不容于君子”。不过，没有记载显示明廷因此惩办这个“小人”，马骐还是继续在交址作恶，直到丢失交址为止。 交址之乱，始于黎利的起兵，即越南所谓的“蓝山起义”，这次“起义”的爆发与马骐脱不了干系。《越峤书》记载：“（黎）利，安南夷中之夷也，先是为中官马骐激变，乃举兵作乱”。具体是怎么“激变”的呢？据《鸿猷录》、《名山藏》等文献记载，本来黎利接受明朝招安，担任俄乐县巡检，马骐却屡屡向他索要贿赂，并且百般羞辱，黎利于是乎起兵，终成燎原之势。黎利后来做了“大越皇帝”时，曾与群臣论及自己击退明朝的原因所在，群臣皆曰：“明淫刑虐政，久失民心，帝反其道而用之，以仁易暴，以治易乱，此所以成功之速也。”黎利笑曰：“卿等所言，固是如此，亦有未尽。朕昔时遭板荡，栖迹蓝山，本欲苟全性命而已，初无取天下之心。及其贼虐愈甚，民命弗堪，凡有智识者皆被其害，朕虽罄家所有以奉事之，冀其免祸，而彼害朕之心曾不少恕。义兵之举，朕实出于不得已焉耳！”虽然没点马骐的名，但马骐无疑是点燃黎利起兵导火线的人物，后来马骐以“激变一方”下狱，理由也正在于此。 马骐负有巡视乃至监视地方的任务，但他的使命不止如此，还要替明朝皇室搜刮热带土特产和奢侈品，即采办“金、银、珠、香”。黎利建国后所颁《平吴大诰》中控诉明朝称：“开金场，则冒岚瘴而斧山陶沙；采明珠，则触蛟龙而絙腰氽海。扰民设玄鹿之陷阱，殄物织翠禽之网罗。昆虫草木，皆不得以遂其生；鳏寡颠连，俱不获以安其所。浚生民之血，以润桀黠之吻牙；极土木之功，以崇公私之廨宇。州里之征徭重困，闾阎之杼柚皆空。决东海之水，不足以濯其污；罄南山之竹，不足以书其恶。神人之所共愤，天地之所不容！”马骐正是这一连串搜刮行动的总指挥。史料记载，当时有交址无赖“诈称马骐小厮，恐喝州县，以为资身之计”，这种狐假虎威之计居然得逞，从侧面说明马骐骑在交址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到了何等地步，马骐的恶行将无数交址人“逼上蓝山”，起到了为渊驱鱼、为丛驱雀的效果。 马骐在永乐末年被召还，不久明仁宗继位，马骐让翰林院拟旨让他再去交址采办“金、银、珠、香“，翰林院官员复奏，明仁宗听说后正色道：“朕安得有此言！卿等不闻渠前在交址荼毒军民乎？交址自此人归，一方如解倒悬，今又可遣耶？遣之，非独诏书不信，将坏大事。此人近在内间，百方请求，左右为言，再往当有利于国，朕悉不答。卿等宜识朕意！”令人费解的是，被明成祖斥为“小人”、被明仁宗判断“将坏大事”的马骐居然在这年年底重返交址采办“金、银、珠、香”，其间内幕，不得而知。 马骐虽无后世“镇守太监”之名，但已具备镇守太监之实，交址烽烟四起，马骐也到处救火，奈何他扰民有术，用兵无方，跟老冤家黎利交手，屡吃败仗。黎利起兵之际，马骐就带兵去镇压，遇伏击而失败，后来又在块册之战中被黎利打得大败。黎利被围缺粮，伪求招安，马骐与交址参将陈智等信以为真，纵虎归山，给了黎利坐大之机。后来在崒洞之役中，马骐又中计兵败，仅以身免，马骐自己无能也就算了，还嫉妒能人，交址左参政冯贵有土兵2000人，“劲勇耐斗，每击贼辄有功，中官马骐嫉之，尽夺其土兵，及黎利反，独以羸卒数百，遇贼战死”。 回到北京后，马骐就以“激变一方”之罪下狱，换言之，明朝官方已经认定激发交址之乱的祸首就是他。就这么一个恶贯满盈、丧师误国的太监，竟然保住了性命，马骐与王通等都获得释放，成为平民。 从此，马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他本人的下落无人知晓，但他所留下的教训却为明人所铭记，例如明中叶士大夫陈洪谟在《治世余闻》中将“马骐之激变交南”作为恶劣宦官的代表之一，而万历年间户部给事中包见捷，在上疏谏辽东矿税之弊时也引用“南交以马骐激变”作为“明鉴”。 明朝失去交址，是一环扣一环的种种因素复合的结果，马骐被派往交址堪称其中关键一环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越南能够复国，马骐“功”不可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