俱酒割发代首，支付赎金，在不损害法治精神的前提下，救下了七百多名吴越之民性命，一时被奉为神明，在越国大大收买了一波人心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“仁君”形象。 但俱酒的出发点却不是单纯的作秀，而是基于对历史上卫鞅其人的认知。 先秦时期的法家，都偏向“重刑主义”。尤其是卫鞅，他是蟜统治的陇西郡一带，大批民众患有大脖子病。俱酒下令调入一批咸鱼干，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居然治好了他们的病。于是越国的鱼货在内陆提高了知名度，也有了固定的市场。 第七：丝麻。大规模鼓励蚕桑养殖和丝麻纺织，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养殖数量均呈快速上升之势，以吴城为中心的丝绸产业已然形成，官方还成立了专门的收购公司，统购统销，免除了民众的后顾之忧。 除了销往中原之外，吴地的丝绣产品一路西进，通过开拓丝绸之路的怀氏兄弟之手，竟然在月氏和乌孙国内炒出了天价，成为抢手货。 还有一点，就是扁鹊高徒子明，经过反复实验，最终掌握了萃取青蒿素的方式方法，虽然产量还是不高，但也救活了大量患有血吸虫病的吴越土着，吴越之民家家户户为子明立长生牌位，称之为“活司命”，令子明哭笑不得。 卫鞅唯一有点拿不出手的是，俱酒当初制定的“治越六策”中的教育计划，没有得到深入地落实。 为啥？卫鞅改革思想最重要的一环，就是弱民计划。他认为“民弱国强，民强国弱。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。” 不仅仅是卫鞅、远在朝鲜的申不害也是这种思想，甚至儒家的孔子也认为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这是时代的通病。 这一“愚民”思想一直贯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，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，民众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，农村地区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五。 对于卫鞅这种有着高度主见的能臣，俱酒怀着一种让其充分发挥的心理，这也是将他派到越国的初衷。 至于越国，历史上长期处于蛮荒之地，不入中国主流。且在越王翳之后，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，最终国力衰微，为楚所灭。 在这一世，能够实现中兴，也算是功莫大焉了。 而且，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关口时期，文明往往战不胜野蛮。保留越国的野蛮习俗，强悍民风，未必是坏事。 治国是一条漫漫长路，急不得，慢慢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