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前会议最大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‘钱’字。
但钱字又围绕着要不要继续‘苦一苦百姓’还是官家‘恢复汉唐故土’的大志来回拉扯。
最后一般都要到苦一苦百姓的内容上。
而‘苦一苦百姓’又可以细分于‘只苦官绅’和‘横征暴敛’上继续拉扯。
在章越看来，财赋之事可以渐进式增长，反而言之爆炸性增加收入的办法，容易留下严重的后患。
如今变法进入了后王安石时代。
治平末年，财政收入的困境已经得到缓解。
但是其变法尽管打击了兼并家，增加了财政收入，却也陷入破坏了商业流通和打击中产之家的不利一面。
章越通过发行盐钞，回购交子，重新稳定交子币值，对国办民营的棉纺业及邮政，交引所这些新兴产业进行扶持，加强与外国互市的贸易，恰恰都需要商业上的稳定，繁荣和流通。
所以必须进行调整。
财政上坚持‘可持续发展’，不搞一锤子买卖，宁可灭夏的进度慢一点，财政增长的速度慢一些，也不实行大规模地征税政策，以破坏现在的商业流通。
这绝不是既要又要的折中之举，而是新的增长点必须配合以相应的国策。
所以不仅是一个国策上的调整，且必须整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重新转变。
这是从文化，军事，政治三面为新改革服务，这也是王安石调一天下的策略。
这时翰林学士章惇道：“冯枢相所言差矣，朝廷收入还有盈余，自变法以来每年还有两三百万贯盈余，岂可动则因辽国调停，而畏惧对夏用兵之事？”
“两路伐夏虽败犹荣，取兰州，天都山皆非常不世之功也。以往朝廷出师，常为西人所困者，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，既无水草，又无人烟，未及见敌，我师已困矣。”
“而西人之来，虽已涉沙碛，乃在其境内，每天横山聚兵就粮，因以犯塞，稍入吾境，必有所获，此西人所以常获利。今天都山尽为我有，则遂以沙漠为界，彼无聚兵就粮之地，其欲犯塞难矣。”
“西安建州，包括天都，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，南北一直五百里，幅员殆千余里。泾原进据天都，熙河自汝遮建城寨至会州，故两路边面相通接，而秦州遂为腹裏。”
“此大好时机，当并立再取，臣以为再言议和者当斩！”
章惇一番义正词严之言，顿时博得了官家青睐。
如今蔡确，章惇二人皆争入中书，同时他们也是官家心底期许的人物。蔡确和章惇在伐夏和财务上，屡屡说出附和官家心意上的话，也是加重自己入中书的砝码。
冯京则道：“此言误也，取得些许荒芜之地，于国何益？”
“鄜延路几乎全军覆没，而泾原路环庆路熙河路十几万兵马不能解鸣沙城之围，败至如此，何必掩过饰非？”
冯京虽与章惇争，章越面上则有些挂不住。
鄜延路兵败他尚无责任，但解围鸣沙城是他一手主持的，结果仍是弄了个城破军覆的结局。
朝堂上不少人对章越这一次复出期望极高，包括官家也是对章越说出‘受命于败军之将，奉命于危难之间’这般期望极深的话来。
结果章越复相之后，仍是被西夏在十几万宋军面前攻陷了鸣沙城，宋朝要陷入被迫与西夏议和的境地。
这时候章越起身道：“陛下，鸣沙城破，乃臣措置无方，难辞其咎！”
章越出言，满殿默然。
其实之前鸣沙城破，王珪章越皆是请罪，章越自请贬官三级，被天子驳回。如今章越重新再请。
官家道：“章卿无需如此。胜负之事，卿岂预料在先。”
章越道：“陛下，军征之事，必须赏罚分明，否则如何统御诸路，令将士用命！不责臣，无以明三军。”
蔡确又出班道：“丞相既有此言，陛下又已下诏罪己，当如其请，否则天下以为无方，臣以为当允之。”
蔡确出言，官家也想起之前章越与王安石辩经之事。
官家当然知道章越与王安石辩经目的何在？
但在官家眼底，任章越为宰相就是两件事，一个是搞钱，另一个是将搞来的钱花掉（灭夏）。
其他事不要插手了。
官家想到这里道：“也罢，那便降章卿一官，罚铜五十斤。”
章越本官为礼部尚书降一官为工部尚书，降一官对章越现在而言，其实在实质上无足轻重。
不过在另一个方面则意义颇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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